大器晚成的朱镕基

出长沙城沿着107国道北行二十余分钟，向右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的山间小路旁坐落着一个安详的小村落——安沙镇和平村。

和平村有一片当地有名的清代民居，叫作“棠坡”，朱氏的祖屋就坐落于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的主人公在这里度过了他苦难的童年。

棠坡朱氏宗祠（图片来自网友“湘中蛮人”）。棠坡朱氏是朱元璋直系后裔，算起来朱镕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八世孙。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

作为乱世中的文人，他空有一身经纶抱负却无处施展，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宽澍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基本无法医治，于是长辈便给他娶了一个张姓女孩来“冲喜”，希望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驱逐病魔。

然而“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张氏怀孕后，朱宽澍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

没有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可惜天公不怜，不幸之事在他九岁那年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就这样成了孤儿，由叔伯朱学方养大。

很多年后，当作为新晋市长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他是这样回忆自己身世的——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

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1988年4月19日至30日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

解放后，广益中学改为湖南师大附中，是今天湖南省“四大名校”之一。

四十年代的长沙是抗日最前线，为了躲避战火，很多学校不得不去乡下继续授课。

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在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十三岁的朱镕基和当时很多学子一样，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这一时期他们转移过多个地点，其中还包括今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的花垣县——六十多年后，他把“讲话实录”系列图书的两千多万版税全部捐给了湘西自治州的特困学生。

1947年，朱镕基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是当年所有湖南籍考生中的第一名。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馆馆藏朱镕基在广益中学求学时的成绩单（右二）。

劳安与朱镕基相识于湘西，她的哥哥是朱镕基的同窗好友劳特夫。他们的第二次相遇是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时。

1951年夏天，二十三岁的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那个年代的中国以苏联为师学习计划经济，计划处要做的事情就是编制全年工业经济领域的“计划表格”。

这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为此东北工业部专门从苏联运来了整整两卡车的“计划表”。

由于多年的一线工作，朱镕基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着超出大多数同僚的理解，八九十年代他曾多次点出计划经济的弊病。

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在后来那场关键的“姓社姓资”大辩论中立场鲜明，底气十足。

退休后极少露面的朱镕基和夫人一起出席“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袁宝华1916年生，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东北工业部时期，朱镕基的直接领导是袁宝华同志，时任计划处副处长、处长。

在此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朱镕基一直把袁宝华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2015年出版的《袁宝华文集》代序言中，他这样写道：

“在宝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只有十年，但是，五十多年来宝华同志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和1951年7月12日我们‘初识’时一样。”

除袁宝华外，还有一位伯乐同样在朱镕基的人生历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这位伯乐的名字叫马洪。

五十年代的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局的平级政府机构）下辖很多个“委员会”和“部”，袁宝华是工业部下属的计划处处长，而马洪虽然比袁宝华年轻几岁，却已是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兼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熟悉官场的朋友都清楚，这几个职位合在一起，那毫无疑问是大领导的亲信嫡系。

没错，马洪的伯乐就是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马洪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早期他只是一个县委书记，后来做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的处长。

1947年冬天，高岗来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从此带在身边做秘书。

和袁宝华一样，马洪也非常欣赏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年轻人，对他多有照顾。

若干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洪回忆道：

“他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

携夫人一起看完住院的马洪，2005年。马洪1920年生，五十年代曾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后因被牵连遭撤销职务，1978年后复出任社科院副院长、院长。

1952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

国家计委这个概念最初诞生于苏联，之后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效仿；在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它属于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行政机构，被视为心脏部门。

像“一五计划”等重要工作，便是由国家计委来主导编制实施的。

1952~1954年间，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一个和政务院平行的机构，有“经济内阁”之称。

当时的国家计委下辖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等多个部委，实际上掏空了政务院经济管理的职能。

国家计委成立时正伴随着东北工业部的裁撤，考虑到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所以上面便从东北调了一百多名工业和经济专业干部进京。

这在当时被称为“地方干部支援中央”。

作为上海市长候选人自述早年经历

朱镕基和许多来自东北工业部的同事一起，于1952年底举家搬进了位于三里河的国家计委大院。

在这个大院中，他前后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

那个年代的大院有点工作生活一条龙全包的感觉，白天去办公大楼上班，晚上在大院里散步。

与后来深沉威严的印象不同，根据国家计委同事的回忆，那时朱镕基很活泼，食堂打饭时经常和排队的同事打哈哈、说笑话，下班后挎个篮子去买菜，和卖菜的人砍砍价。

机关联欢会上，还会大大方方的为大家清唱一段字正腔圆的京剧。

很可惜，这种平静的生活在1957年底被打破，在当年的运动中，他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

那个年代“右派”意味着什么，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

若干年后，官方公布的简历中并没有提及他的这段经历，只是说：

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此时无声胜有声。

国家计委的干校在湖北襄樊，在干校里，朱镕基种过小麦、棉花、水稻，放过牛、羊，养过猪，还当过炊事员。

1977年底，原东北计划处的老领导马洪参与中国社科院的组建工作，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

工经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正发愁之际，马洪收到了老部下的消息：

“当时朱在廊坊石油工厂里面，他向我提出想调换工作。我们在计委一起工作过，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他就来到工经所。”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恢复国家经委的决议，任命康世恩为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任常务副主任。

经委作为一个国民经济领域专业的部委，急需尽快组织干部队伍，于是袁宝华找到了东北工业部的老同事马洪，商量之后把朱镕基调来了经委，担任燃动局的处长。

1958年，三十岁的朱镕基就已是国家经委副主任秘书、正处级干部，可谓春风得意。

1978年，五十岁的朱镕基官复原职，仍是一个小小的处长。

二十年的宝贵时光就这样疏忽而过。

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诞生，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出任首任院长。任院长期间，他曾亲自带过4个博士生。

进入国家经委后，朱镕基的经济才能得到施展，他先后任经委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等职务。

1983年，经中组部慎重讨论，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是全国第一位前右派副部级干部。

后来有当事人回忆，按照当时中央“干部年轻化”的标准，提拔副部的年龄要求在四十几岁，以朱的年龄是不可能被纳入后备干部的。

但时任经委主要领导的袁宝华一再向上级推荐，称其“人才难得”，这才能获得破格提升。      

1987年的十三大上，朱镕基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时年59岁，离副部级干部退休时间尚差一年。

在很多人眼中，这就是他起伏跌宕人生的最高峰了。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986年

1987年是朱镕基仕途生涯的转折年。

这一年的年底，他从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提名市长人选。

八十年代末正是上海滩“风云际会”的时代，浦东大开发如火如荼，各路英雄豪杰汇聚。   

在时代的风口上，朱镕基的才华得到了尽情施展，此后很多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制度都在上海这片试验田上进行着先行先试。

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的四年里，朱镕基关注民生疾苦，强调干实事不摆花架子，得到市民广泛赞赏。

期间，他四次接待小平同志来上海过春节。

这四个春节里，小平同志不仅亲眼看到了上海的发展变化，还和一线工作的朱镕基多次交流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

一次次思想的碰撞，为最终的决断埋下伏笔。

1990年7月7日，朱镕基率领中国市长代表团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右一为代表团顾问、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左一为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兰普顿。

1991年2月6日，陪同小平同志在上海考察。草蛇灰线，人事先行，两个月后朱镕基在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

在万家欢庆的气氛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文章作者为时任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背后支持他的则是时任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半个多月后，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该报头版。

紧接着，第三、四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分别见诸报端。

这四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拉开了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解放日报，1991年2月15日

时间来到1992年。

随着“东方风来满眼春”，支持改革开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经历了三年多彷徨的过渡期后，这一年秋天的十四大上，最高层重新配置了精悍的领导团队，拔锚再起航。

为了让新的领导集体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会议之前，小平同志专门和几位老同志做工作，提议在十四大上撤销所有的顾委机构。

在此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顾问委员遍布全国。

而十四大以后，所有顾问委员会都取消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是在家里的电视上观看十四大的。

大会闭幕当天，正当代表们意犹未尽、感到缺点什么的时候，小平同志身穿灰色中山装缓缓走来。

他一边迈步，一边向代表们致意，七名新晋常委跟在他的身后。

朱镕基走在七人中第五的位置——他以十三大中候补的身份连升三级，在短短五年内实现了罕见的跨越。

中国的九十年代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的一片风声鹤唳中开始的，黄沙漫漫，不知前路在何方。

然而这一切都在1992年画上了句号。

十四大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大会，除了完成世代交替外，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困扰中国多年的“计划”与“市场”之争盖棺定论。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这样再次扬帆起航。